“回首长，那边是大同，附近有一处墟市叫大同墟，已是九江堡境内。”黄熙胤答道。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船队缓缓靠近九江大墟，一路上倒是没遇到哪个不开眼的敢打这两艘冒着黑烟的蒸汽船的主意，船上的国民军拔刀队的刺刀提醒着往来的客商船户来得是一伙澳洲人。
“这里好不热闹！”张枭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繁华的乡间景象。比之D日之初的临高，这农村的景象不啻于云泥之别。
据史料记载，从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乾隆时期，桑园围地区有两市十五墟，几乎每个堡都有一个墟市，呈扁平化分布。墟市交易商品丰富，以稻作农产品为主，九江乡得益于鱼花的垄断贸易以及丝织业的发达，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区域高密度的墟市分布。
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围内几个中间市场大多选址在水网交汇点，成为整个桑园围与外界交流的中转站，不过中间市场之间没有太强的互补性，各自相对独立，主要覆盖其周边基层市场，只需满足一个较大区域的市场需求。
嘉靖之前，民间百姓禁立家庙祭祖，只有官宦人家才能御赐立家庙供奉祖先。嘉靖之后，皇帝准许百姓立祠拜祖，此后珠三角地区家庙祠堂林立，俗语道：“顺德祠堂南海庙（家庙）。”而墟市的建设以宗族为主导，因此形成以祠、庙为中心，铺户围绕祠堂排布的特点。明末桑园围内的墟市边界封闭，在出入口处设门岗，多处出入口通邻近各村或是通河涌。
明正德元年，九江乡人利用水运优势，沿着石马涌、里海（九江涌）先后兴建天妃庙前墟、开边墟。明末清初，形成里海、良村、岳湾三墟鼎立，共兴建用于商业活动的墟亭百余间，太常寺少卿黄重、御史陈万言、知府黄应秀、朱让、关季益等历代乡绅都参与了墟市的建设，到了清代中叶，三墟统称为九江大墟。民国时曾与佛山、江门等八个地区单独设市，有“小广州”之名，可见其繁华。
九江大墟的发展与佛山比较类似，都是由于当地手工业的发展而逐渐兴盛起来的，并非由官府建立的城镇。九江大墟直街沿九江涌两岸建设，涌两侧均建临水店铺，直街两旁店铺成“合掌户”，其余街巷沿着河涌呈“非”字形分布，米铺钱庄、绸缎布匹应有尽有，由于街道狭窄，只有两米多宽，每逢三、六、九墟日，真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墟日从早到晚，人头攒动，一派热闹景象。
张枭就任后研究过明朝和元老院对乡村贸易的政策，自古皇权不下乡，明朝朝廷对这类乡村墟市基本上是放养状态，既不鼓励贸易，也不干涉其中，假如贸易的规模不大，基本不会设官收税，这些小型乡村贸易不会受到朝廷的商税政策直接影响。不过县以下却不是完全不管，自元代起县级衙门之下还设有巡检司。凡镇市、关隘要害处俱设巡检司，归县令管辖，巡检一般为正九品，巡检司并非单纯的文职，虽然从设置的目的来说主要是为了治安，偏重于军事功能，但是时间久了之后，便逐渐有了文武巡检之分，有县派出机构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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