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案，我就知道马赖和天津教案――老曾闹得灰头土脸的那一回。”
“明末也有好几次教案，最出名的就是南京教案――”
“说正题吧。”
“这可以算是天主教会在华传教中的第二次重大挫折。”张应宸津津有味的说道，放了一块春笋在口中慢慢的咀嚼着。
这次大辩论，起于艾儒略与儒士黄贞于福建漳州的辩难。黄贞随后即自闽至浙，遍请儒士禅师，对耶稣会进行教义批判。这些批判文献，最后汇集为《破邪集》。
在杭州进行的两教辩难始于崇祯八年三月，黄贞造访宁波天童寺禅师密云圆悟，圆悟遂写下《辨天初说》，交由禅师唯一普润于杭州张榜公布。天主教会方面未对此举有过回应。
已圆寂的高僧云栖（莲池）和尚的弟子张湉（广字辈）遂于八月持《辨天初说》至杭州观巷天主教堂，将《初说》交予耶稣会士傅泛际。
然而根据《辨天二说》的记述，耶稣会士并未回应此次辩难。于是圆悟于九月写下《辨天二说》，继续在杭州张榜公布。教会方面继续避战，只有部分奉教儒士以云栖和尚生前所作《天说》辩难利玛窦而失败为理由回绝论战。
随后，圆悟和尚再作《辨天三说》，而张湉则根据教会发布的传教文献《辨学遗牍》考证出，昔日作《復莲池大和尚<竹窗天说>四端》者并非利玛窦。而在福建刻本《辨学遗牍》则有“弥格子”（御史杨廷筠之教名）之序言，该序言中，杨廷筠编造了云栖和尚临终向上帝忏悔的故事。
于是，张湉作《证妄说》再次攻击天主教会。
在这场围攻中，天主教一直处于避战的地位，采取了不参与辩论的龟缩政策。尽管教会中的一些奉教儒企图进行反击，但是教会的首脑人物始终坚持不回应不辩论的方式――这大约是吸收了南京教案中的某些教训。做出一副“清者自清”的摸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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